2003年(藏历水羊年)6至11月,我到云南省德钦县去参加藏区的一个重大活动:羊年卡瓦格博转山。
我用了十天,跟随一家藏族绕这座神山走了一圈,然后住在入山处的阳朝桥边,对这一事件进行
调查。每天,我看着来自青海、西藏、四川和云南藏区的老老少少,背着简单的行李和糌粑、酥油、干肉,一批又一批走过横跨澜沧江的吊桥。据统计,仅半年的时间(6—12月初),走过阳朝桥,踏上转山路的朝圣者就达七万多人。而全年环绕卡瓦格博行走的藏族,当在十万人以上。
自从1991年1月,17位中日登山队员在卡瓦格博遇难以来,这座被媒体称为梅里雪山的大山,就在静默中目睹了来自外部“文明世界”的剧烈冲击。大批旅游者、商人、环保工作者、国际基金会项目官员、人类学家纷纷涌到这里,在冰川脚下、大峡谷中、深山老林里发掘宝贵的生物和文化资源,其中的一部分人,也参加了此次规模盛大的转山活动。
其实,早在公元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就有英国的植物学家金敦·沃德(1913年到此地,并经外转经路线去过西藏)、法国女探险家大卫·妮尔(1923—1924年沿外转经路线到了西藏),以及美国的人类学家约瑟夫·洛克(20世纪30年代踏访过此山的部分外转经路线)来到这里,有的不仅长期定居在这座神山下的村庄,而且还教会村民种植葡萄,酿造葡萄酒。
在有关卡瓦格博登山的讨论中,以及后来在当地实施的大规模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活动中,当地藏族都很少获得发言的机会。但他们早在这些事件到来之前,就在这座大山里生活,并以自己的行为和信仰,建立了人与雪山的亲密联系。而今后,选择转山将成为其他热爱自然,热爱藏区的人们更向往的行走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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